-王長齡主教與聖約翰科大(下)-
文/陳玉海
王主教是台灣聖公會的奠基者，這是無庸置疑的，他任內按立了十多個牧師，興建了六間新堂的建設，興建教區辦公大樓，開設二間佈道所，三間幼稚園，按立了十位牧師，籌劃興辦三所學校(新埔工專、華中中學、嘉義地區的女子學校)，同時他自一九六五年起擔任聖公會東南亞聯議會主席主教(等於聖公會東南亞地區總主教)，他也是新埔工專的董事長，負責財務、募款與各項建設，這三項頭銜(台灣聖公會主教、東南亞聯議會主席主教、新埔工專董事長)所衍生的龐大工作量，造成身體健康極大的負荷，在台五年期間進出醫院數次。
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台灣聖公會召開第九屆年議會，王長齡提醒教會應該開始思考選擇下一位主教的事宜，他在會中表達了退休之意，一九七○年三月召開台灣聖公會第十屆年議會，他再次提及繼任主教的迫切性:
當我去年在年議會致詞時，曾提到本教區繼任主教的問題，到現在又過了一年，我已年達七十歲，依照聖公會的規律，主教到七十二歲時應放下所負的軛，所以繼任主教的問題益形迫切…。
接著，他詳細說明選舉下任主教的程序，年議會結束後，王長齡即因心臟病復發住院接受醫療。原定三月十日召開的新埔董事會延至三月二十四日召開，會議中，王長齡再度提及學校財務吃緊。
以教會名義向外捐募之款，均已墊付學校經常費，現在學校之學雜費收入已可勉強維持經常費開支，但建築費及設備費仍無法負擔，請准予辭卸董事長職務。
這是因為新埔隨著每年入學，需要興建教室與設備和宿舍，校友的奉獻已經不夠，學校財務捉襟見肘，惟董事會決議慰留，「以利董事會從長計議，有所準備」。
從1970年2月開始，就發現王長齡一直在安排自己的退休，他打算快快辭去聖公會東南亞議會，新埔董事長，還有台灣聖公會主教，但是他並不是對這幾個組織灰心，而是他的身體已經發出警訊，新埔董事會召開四天後(三月二十八日)，正是當年的復活夜，王長齡赴高雄聖保羅堂主持復活夜禮拜，禮拜後因心肌梗塞，癱坐(collapsed)於聖器室內，會吏總賀敦禮緊急叫來救護車，送至天主教樂仁醫院(現已改名為聖功醫院)醫治，由於病情嚴重，醫師囑咐不可說話、不可下榻，也禁絕訪客，二天後(三月三十日)王長齡認知到這次病情嚴重性非同小可，致函美國聖公會主席主教表達請假三個月，他想起了他曾在香港因為辦中文大學，住院三個月，他想這次也會這樣。
在三月二十九到四月二十七日為期近一個月的住院醫療期間，心智仍然清晰，為了給聖公會聖職人員在當年四月辦理退修會，他在病床上準備講章，此時的他已是七十歲的老人，脆弱的心臟讓他無法言語，無法行動，亦與外界隔絕，他獨自一人閱讀著聖經，藉著講章的寫作，他被迫住院，但是也偷得清靜，他回到信仰的初衷，這時的他沒有帶著憤恨或是失望，沒有遷怒或怨懟，當然也不是意氣風發，或細數自己的豐功偉業，他面對了聖職的真實，冷靜的面對這份工作的實況：
但看看我們前面的路程，漫長、單調、峻峭、常遭暴風雨的摧打，並不是很有趣，這旅程沒有什麼偉大，也無所謂英雄事蹟…失敗可能要臨到我們頭上，但我們決不是要反抗，也不該是巴蘭，他出賣權力，也不該是約拿，他違逆神意…，我們的答案是什麼呢? …靜默、…(與眾人)分隔、…宣告降服。
王長齡知道唯有看見失敗的真實性，並面對挫敗才會有機會安靜下來，謙遜的伏首稱臣，他知道他的職位所帶給他的危險大過安全，羞辱大過榮譽，他接著細數聖經中偉大人物曾有的過失：
「巴蘭留巴勒的使者過了整晚，這怎能傷及一位先知?
大衛眼看試探，難道他不是詩篇的作者?
約拿照己意行事，他豈不是忠貞之士?
彼得步入高等牧師的聖殿，能否不再需要管束?
猶大留下錢包，是否使徒也不免犯罪?
亞伯拉罕獲罪由於缺乏信心，
恭順的摩西由於激情，
聰明的所羅門由於曾敬拜別的神。
我們是在不斷的危險之中，將我們自己從高峰上拋下，這些高峰是我們的職業或寧可說是我們的天職所造成的。」
接著，他說：「我請你們為我禱告，希望這些話不會帶有我對自己的譴責，…」
王長齡透過這篇講稿(但他終究沒有在人前宣讀過)向他的上主承認了他的脆弱，因為在信仰中，唯有透過懺悔，認知到自己的失敗與需要，才能得到救贖，即是將自己的意願放在”上帝”的意志底下，讓「祢的意旨成全」，讓「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也就是將耶穌的生命遭遇類比成為效法的對象，才能重新得到”愛”的力量，他接下去說：
改變我們自己，將我們自己的本質改變成基督的本質，這就是基督今天所給予我們每一個人的，但我們必須怎麼做呢? 我們得跟上帝合作，…如我要保有真實(reality)，唯一的辦法只有跟基督合作…。
在與基督的合一中，王長齡找到了力量，這力量總是讓他度過每一次的難題，他清楚的知道沒有經過苦難的宗教只是鴉片，信仰總存在於張力中，在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張力之中，才有信仰存在的空間，他也在每一次的人生抉擇中，以自由意志選擇了所行的這條路
對王長齡而言，信仰不是魔術，需要個人學習基督的精神承擔起來自各方的張力，面對教會的使命，辦校的艱辛，人事的傾軋，經費的困頓，在每一次的決策中，他真誠而全心的對後果感到自身的責任，並以負責的態度承擔起來，最後他說:
感情主義比徒然跟隨主耶穌的腳步更壞，我們必須面對事實和失望，如基督聽到他的門徒和朋友三次不認他的時候所做的一樣，如同祂需要世界同情的了解而遭到拒絕時所做的一樣。讓我們確認我們為那位拿撒勒的木匠所做的職業和工作，（確認我們）不是夢想的狂熱主義者或不真實的幻想者，讓我的手不管將做什麼，我將用全力去做。…讓我們確信我們的生命為基督所充滿，這種生命能夠得勝並能影響別的生命。
經過在高雄樂仁醫院將近一個月的療養，病情稍有好轉，可以與家人談話，但是還不足以轉院，他個人的四位子女相繼來台探望，四月二十七日(新埔校慶的後一天)中午，與妻子蕭依娣女士及長子王方濟先生計劃兩週後由其女兒接往新加坡治療，王長齡更提到「盼望能在一九七二年參加新埔工專第一屆畢業典禮。」，不料下午一時五十分心臟病復發，溘然離世。
王長齡的繼任者龐德明主教曾是他的下屬，早與他熟識，一九七七年應香港九龍聖匠堂邀請前往講道，並講述王長齡在台工作時回憶:
最後我提及新埔工專，因為這是王主教最重大的貢獻，並且也是造成他在財務上最繁重的負擔，…王主教是創辦人，也是董事長，為了擴展這個重大計畫所衍伸的財務上的工作與憂心，對王主教虛弱的心臟功能造成過於嚴重的負擔…，他在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死於心臟病，並葬在新埔校內的降臨堂的聖壇正下方，以紀念他對台灣教區的貢獻，這無疑是非常合宜的作法。
王長齡的安息禮拜於一九七○年五月一日在台北聖約翰座堂舉行，出席者有總統府張群秘書長，美、澳大使與英國領事、于斌樞機主教、羅光總主教、周聯華牧師及各界人士與教友三百多人，禮拜結束後移棺至台北教區辦公室顯現堂，五月五日在新埔工專舉辦殯葬禮，全校師生六百多人均出席參加，遺體依照教會傳統，下葬在校園中教堂(降臨堂)興建預定地的聖壇正下方，二年後第一屆畢業生的畢業典禮於六月十七日於台北中山堂舉行，龐德明主教(也是校長)為彰顯教會學校的傳統，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一日上午九點，假台灣聖公會聖約翰座堂舉行畢業禮拜，由龐德明本人主持禮拜，全體畢業生均出席參加，禮拜結束後並舉行餐會歡送吳舜文校長，當日下午三點全體畢業生回到校園中，在王長齡主教墳前舉行王長齡主教紀念堂(降臨堂)奠基典禮。這個教堂在經過台灣與美國教友的募款中興建起來，1973年2月17日舉行新殿祝聖禮拜。
王主教是這學校的創辦人，他過世到現在剛好三十八年，這個學校到現在已經畢業了三萬五千多名的畢業生，聖公會教友有超過五分之一的教友(與直系親屬)從這裡出來，我必須說，我們對他的認識太少了，他付出了那麼多，但是知道的太少，我去年做了一個調查，知道這個學校的創辦人是王長齡的四成不到，大部分以為是辜嚴倬雲，知道是聖公會的比較多，這可能跟有聖公樓有關，若是以後新大樓蓋好，恐怕沒有人知道王長齡與這間學校的關係，我想，了解王長齡不只是慎終追遠，或是回顧過去，了解王長齡，也是了解我們的弟兄，在四十幾年前曾經在上主的帶領中做了什麼影響重大的事情，也是了解我們如何同樣在上主的恩佑中，繼續往前走，就像王主教最後的勸勉。 讓我們確信我們的生命為基督所充滿，這種生命能夠得勝並能影響別的生命。
（在降臨堂與本校學生一起崇拜）